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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了什么事??

浏览数:  发表时间: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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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顽固派对华中的新四军军部所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在和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

  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

  他对皖南事变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事变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中国所领导的新四军军部所属兵力与皖南部队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皖南”即指事变发生地区——“安徽南部”,而新四军则是指中国领导的,由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的一支部队,共约九千余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到达茂林一带时,突遭军队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因寡不敌众,除突围两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余被俘。蒋介石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向新四军其他部队进攻。这个严重事件,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军事当局一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10月19日,政府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电报(即所谓“皓电”),称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中央政府命令、自由扩充军队等等,强令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给何、白复电(即“佳电”),驳斥了政府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他们为投降日寇扫清道路而策动的高潮,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可以把皖南的防队全部北调,“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华中的部队则不能退让。但是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月中旬之后,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是新四军的顶头上司)再三下令催促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北渡过江,而按照指定的北渡地点,则是日伪的强大力量所在,所以,新四军在如何北渡,何时北渡,走什么路线北渡方面与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周旋。12月23日,中共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五十二师、四十师8万多人,在蒋介石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1月7日,新四军到达旌德以北的星潭地区,被部队阻住。叶挺军长决心强攻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前进。但可惜这个意见未被采纳,贻误了战机,被迫循原路返回丕岭以西。8日,上官云相所部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器,疯狂冲锋。上官云相还传了蒋介石的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突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考试不好伤感的q名考得不好很难受:(想。失散或阵亡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决定,中国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顽固派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日,中共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继续领导新四军坚持长江南北敌后抗日斗争。新四军成为华东战场上转战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决定力量。

  1941年3月,当局在江西上饶兴建上饶集中营,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扣押的新四军将士和员600多人。1942年6月,侵华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第三战区司令部撤往闽北建阳,上饶集中营亦向闽北迁移。17日下午,集中营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人抓住时机,在武夷山市赤石举行暴动。全队80余人成功地脱狱。

  1990年初,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叶挺(1896~1946年),原名为询,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今天属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办事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曾当面称他是“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他开创人民军队之路的功绩以及崇高的气节,将永世流芳。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1946年3月4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要求,始获自由。出狱后即电中共中央请求加入中国,于3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遇难。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黄陂人。1922年加入中国。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电影《大闹天竺》有哪些演员 演员表。被叛徒杀害。

  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避开蒋介石的重围,也是中央对新四军的既定方针,因此,延安方面的党中央也多次致电新四军及早北渡,以图新的发展,只是北渡的路线和方式交由新四军自己决定,由于新四军迟迟不执行北渡的命令,既遭到了党中央的不满和批评,也让蒋介石找到了消灭新四军的借口,并使蒋介石最后下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由此可见,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路线早日北渡是有利于我党我军的。那么,新四军何以拖延命令,迟迟不行动,以致给武力消灭新四军以有利的口实呢?从表面看,新四军迟迟不动的原因是:从皖南驻地直接北上渡江将面对日寇的强大力量,而向东绕道苏南渡江却面临着的层层阻碍,以当时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设想是执行向东到苏南而北渡的路线,并向当时的战区上司做了工作,而且,也做出了可能发生阻击的应对措施,以当时的新四军的力量和我军灵活的战术,如果在东进中遭到的阻击也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战胜之,只可惜,当时的叶挺军长只是一个摆设,他虽然名义上是中将军长,可对新四军的权力没有半点,实际掌握新四军大权的是当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政治委员)的项英,因为叶挺不是党员,当时有关军事方面的会议叶挺没资格参加,与党中央的重要电文来往和一些叶挺没权看阅,叶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军长,连一个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都不如。所以,他在事变后《皖南被囚抒愤》中这样写道:“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其实,他不仅四次辞呈,而且还出走过两次,一次是周恩来把他送回皖南,一次是袁国平去重庆把他接回皖南,据此,可以反映出他在新四军的处境,以及和项英的关系。这为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以项英为主的皖南新四军对北渡先是采取了拖的态度,而后,在中央的再三命令,严辞批评下,他才迟迟的执行了东进北渡计划,而此时蒋介石也早已下了消灭新四军决心,并严令顾祝同执行,但即使这个时候,东进路线如果按照叶挺的计划和建议进行,也是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的,就在项英做出东进的决定后,他却率新四军向南出发,对外称先向南,再向东到苏南,而向南即是茂林山区,这里山路崎岖险关层叠,这给包围并消灭皖南新四军创造了地利上的条件,显然,向东还有生机,向南是极大的涉险。

  为什么皖南新四军迟迟不肯执行北渡计划?为什么在不得已东进北渡时又向南出发?而且还带着新四军的全部家当,背负沉重的负担。这给一些历史学家,乃至当时的党中央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和不解,在文革当中的党史材料中对此次项英的行动评价是“执行了王明的逃跑主义路线”,在现在最新版的《辞海》中对他此次行动的评价是:“对顽固派的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两次评价虽然不同,但都不能解释项英的行动。从《皖南事变》书中对项英人物的细致描写塑造中,了解了项英的思想深处存在的极阴秘的个人想法,正如任何伟大人物者有自己的思想上和性格上的弱点一样,项英本人也不例外,只所以他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又只所以他南进茂林,是有他自己的整套完整思想的,正是这套思想害了皖南的新四军,最终也害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言行及性格的发展,总离不开主观客观原因和历史的现实原因。项英不是神仙,也不是木头,而是一个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是个既有优点,又有错误的人。在历史上,第一,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党代会上当选取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比当时的同志要高;第二,斯大林曾经对他有过很高的评价,并在单独接见他时送他手枪和钢笔;第三,在他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曾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富田事件”;第四,项英不愿意去江北,曾提出过远征闽浙到后方打游击的南进计划,而遭到了陈、粟及中央的反对,在思想想上早就有南进的愿望;第五,1940年11月华中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由任书记,项英回延安,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新四军是南方八省游击健儿所组成,项英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又加上三年的皖南艰难缔造的新四军,全部交给别人去领导,叶挺到江北是接总指挥权,项英到江北是交权,这种心态对他的行动能不造成影响吗?第六,从事变前项英与中央来回的电报中看,中央的口气很严厉,而项英也一连发了三次请求撤职的报告,强烈表示了他对中央批评的不满。由此不难看出,皖南新四军迟迟不执行北渡计划,而不得以执行时却又向南进发,实为项英的个人情绪支配了皖南新四军的行动,照此分析,他的南进并不是绕道东进,而是图谋执行他南进敌后山中打游击的战略计划,正是项英追求自己目的的这种行动导致了皖南新四军的惨败。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事变发生后,新四军被围困皖南山中时,项英出于个人的某种思想又擅自离队,放弃了对部队的指挥,部队改由叶挺指挥,而叶挺没有指挥山地突围作战的经验,盲目的打攻坚战和阵地战,又导致了新四军的极大伤亡,假若由擅长游击战的项英来指挥部队突围的话,新四军还会取得有利的战机反败为胜或是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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