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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与叶挺共事的历史真相

浏览数:  发表时间:2019-10-09  

  新四军军部在我们村[①]驻有两三年,听祖父辈说,军部有几部电台设在我家,姑爷[②]是他们的头。从祖父辈们那里也听到不少项英、叶挺与日军作战和爱护百姓的故事,至于他俩之间的矛盾,老人们不是很了解,但他们总觉得项英比叶挺好。可到文革,多将新四军的功绩说成是叶挺的,把项英批成“抵制党中央、容不得人、小肚鸡肠”之人,使项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大大降低。

  长大后,我阅读不少有关新四军的文章及书籍,多说新四军集中整编刚开始,项英与叶挺就产生分歧,他容不得叶挺,还致电告状,回电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项英身为副军长,目无军长,对军长叶挺极不尊重,党中央和、周恩来等为此曾三令五申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对叶挺军长要尊重,而他非但不听,发展到目无党中央和毛主席,大权独揽、排挤叶挺,导致叶挺军长“辞职、出走、不想回军部”。还有文章说项英飞扬跋扈,常常与叶挺吵架;也有将项英、叶挺关系描写的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1985年我已成省公安厅刑侦处业务骨干,经常出差全国各地侦办大案,为完成儿时的夙愿——编写《新四军军史》[③],故借出差之便,走访了一些老新四军,特别是当年在军部、在项英和叶挺身边工作过的老新四军,多说项英早期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他是一个“无私奉献、为人正直、心胸坦荡”的人。那么叶挺“辞职、出走、不想回军部”的症结在哪呢?前不久,仍有史学家发表文章说:“身为一军之长,连部队调动都不知情,叶、项之间矛盾毋庸置疑。而叶挺辞职的主要原因,就是项英对他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职权不够尊重”。我认为史实并非如此,为还历史真相,我就两人及其共事过程中的相关情况走访当事人、搜集相关电文,作了些调研,在此和盘托出,供同仁们研究时参考。

  叶 挺,字希夷,出生于广东惠阳县周田村一农民家庭,15岁考入中等蚕校,后考入陆军小学、升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到粤军一支队任副官、少校参谋,后到孙中山警卫团任营长,1922年6月15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包围了要杀孙中山,他率部接连击溃敌人五次大规模进攻,使孙中山安全转移。1924年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到苏联留学并加入,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后任中共组织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他率独立团打先锋,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中,足智多谋、指挥若定、身先士卒、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接连升为副师长、师长。北伐军在武汉庆功会上,蒋介石亲自给他授勋,并继续提升为第11军副军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指使夏斗寅、杨森部袭击武汉,他临危受命,率部将叛军击溃。8月1日,他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占领南昌城后,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12月11日以起义军总指挥的身份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占领广州城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被中共广东省委作出“留党察看[④]”不恰当处分。

  1928年周恩来、项英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他闻讯赶去,准备在总结南昌、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诉说自己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说他政治动摇,遭到冷漠,他一气之下不告离去,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从此,在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流浪生活。日本侵略东北“九一八”后的第二年,他怀着报国之心回到澳门,开始与有关方面接触,曾以客座参谋身份参加19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李济深等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在香港见到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共潘汉年[⑤],得知王明[⑥]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潘希望他利用自己影响对两广及其他反蒋实力派做疏通工作,他即偕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等到李济深家转达中共这一策略,随即举家迁居上海。1937年9月2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新四军军长。

  项 英,原名项德龙,出生于湖北武昌一职员家庭,15岁考入武昌纺织厂,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而成立工会,1921年底筹备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从此开始了职业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同年7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二大”,8月在郑州被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在三大中心站组建立16个工会,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举行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发展。1923年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使上海的罢工斗争迅速扩大到22个工厂3.5万工人,并乘胜成立了上海纱厂工人总工会,使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为五卅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1926年秋,回武汉成立总工会和工人纠察总队,任总队长,率部配合北伐军作战。中共“四大”、“五大”连续当选中央委员,1928年春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即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当选国际监察委员,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并赠送他一支刻有斯大林姓名及日期的甘纳式手枪和钢笔,对他寄于很大希望。

  1929年11月在全国劳动大会作报告,向当时280万工人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并当选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30年8月1日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长江局,领导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红军和中共党组织,随即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合并为总动员委员会,他任书记,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他代理书记。随即去江西苏区与朱德、等会合,1931年1月15日又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任主席[⑦],统一了各苏区(共6大苏区)中共党的领导和十几支红军部队的军事指挥,及时纠正处理“富田事变”,使当时肃反扩大化问题一度制止,但被王明视为右倾于10月11日撤职,改由代理中央局书记,但在11月初中央苏区党代会上又改由他代理中央局书记[⑧],当月中旬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常务副主席,朱德为军委主席,1933年5月12日他又代理主席[⑨],参与领导和指挥红军反围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率领3万余红军伤病员和红军第24师及地方部队1.6万人在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⑩],在蒋介石50万大军“挖地三尺、斩草除根”式的围剿下,于1935年2月分散去南方各省山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新四军成立时任副军长。

  在国共谈判期间,就新四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想派陈诚或张发奎[11]担任军长,中共不同意。中共提出彭德怀、等人选,蒋介石不同意。1937年8月,叶挺在潘汉年的引导下见到途经上海的周恩来,周考虑叶挺也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人选,便向他表明希望他参加领导即将改编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建议他通过陈诚、张发奎等争取蒋介石支持。叶挺很快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诚,在陈诚的举荐下,叶挺去南京见到了蒋介石,蒋考虑叶挺先后加入过、,但后来对其不公正处分使其流浪海外达10年之久,估计他不会再替效力了,正好利用他“北伐名将”的威望来控制这支的部队,从而转变为其所用的部队,于是9月28日就单方任命叶挺为军长[12],10月6日蒋介石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

  一开始,中共及对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是持审慎态度的,多次致电博古、等询问事由,1937年10月1日致电张云逸、博古、[13]等,要他们重视南方各游击区战略支点,指出“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它们。在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它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10月3日致电张文彬[14]:“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绝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方针。”10月8日,博古等向中央建议将南方游击队集中编为一个属领导的军。电报中还说,关于“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10月15日,洛甫[15]、复电潘汉年并博古、,在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交还何鸣部[16]全部人枪等条件下,才能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10月18日,致电博古等,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一个军。10月19日,张闻天、致电博古、:“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的干涉,是否愿意来延安洽谈一次。如上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叶挺得知后即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非常愿意前往延安商谈一切。10月30日,张闻天、致电博古、并告在华北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五分之三集中编为一个军,考虑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反对插进任何人,“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等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会见了他,向他全面解释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征询他是否愿意恢复中共党籍,他考虑今后便于与蒋介石打交道,表示“在党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17]”,随即在中央党校举行了“欢迎叶挺将军”大会,作了讲话,叶挺也作了发言。当日,致电周恩来:“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说。因为蒋介石委任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我们已向他说明,必须坚持各项条件。”

  叶挺,这位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但其10年的瑕疵,在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一致吗?”、“他还能真心接受领导吗?”这些疑问,使中共、项英等领导人无形中对叶挺有一种警惕性,最初对叶挺都是抱着“走着瞧”的态度[18]。笔者也查看了中共关于新四军成立的一系列文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都作了明确的安排,唯独没有叶挺军长的文字。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开始称分局)和新四军分会,使副军长项英成为中共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

  叶挺虽为军长,但组建的新四军部队是在项英领导下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项英虽为副军长,但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乃至部队中的威信,叶挺是无法与项英相比的。加上项英在全军抓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党的建设,项英带头剃光头、着与战士一样的土布军服、系腰带、打绑腿、吃食堂,项英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艰苦朴素的作风,与叶挺着将军服或时髦的皮夹克、手持金属手杖、脖挎照相机或望远镜等形成反差,军部领导及部队无论从党性还是从感情方面,都自然站在项英一边,项英在新四军有绝对的权威和最后决定权。

  叶挺与项英在新四军组建初期配合是默契的,叶挺利用自己关系积极活动,为争取新四军经费、装备及干部任命发挥了很大作用。1937年11月初,叶挺在延安曾答应,尽量按中共提出的方案去争取蒋介石的批准,回武汉后即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对《大公报》记者发表了正式谈线日他和去见蒋介石,提出新四军“编2师4旅8团,或2个纵队辖7个支队”,蒋介石这时对叶挺背着他去延安的举动不快,不同意按八路军的办法组建新四军,说“必须派人点验后决定编制”,也不批准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说他们都是,“你叶挺不是,将来会有性命危险”,并说,红军游击队若不集中开拔,“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叶挺请求拨经费蒋介石又不批,叶愤而向蒋提出辞职,蒋就要他与陈诚商量解决[19]。后项英代表中共与当局谈判,在坚持不得插进一个人(蒋介石要派人到新四军担任支队、团、营的职务)的原则下,经与何应钦等商定,新四军“直辖4个支队8个团[20]”。

  当年南方8省14个(共15个)地区红军游击队几乎与世隔绝,在动员集中接受改编的过程中,派去联络的干部有的被误认为“叛徒劝降”而遭杀害,陈毅也曾被绑险遭杀害。项英是红军时期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的领导人,名气很大,又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他将最危险的几个山头留给自己,其他山头看到项英的字条或讲线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陆续走出了高山密林,各地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也纷纷投奔新四军,正如美国记者尔德佳司诺当时在文章中写道:“千万个农民开始徒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大批青年,许多还记得项英是他们领袖的工人和技匠,就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情景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因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和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8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叶挺在大会上讲到这段历史时说:“特别是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21]”

  蒋介石为控制新四军的发展,要通过“点验”限编,新四军给三战区报告中因写了一个错别字就扣了50万发子弹。新四军集中到皖南岩寺后,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率一批军官去“点验”,叶挺和项英周密安排,由叶挺利用与罗卓英的老乡、同学关系,热情款待,与其周旋,项英组织各单位造花名册、点验时临时拼凑补足员额,上上下下齐努力,终于通过了“点验”,项英曾夸赞叶挺对罗真有办法,说自己就缺乏这个灵活劲儿。点验军官走时还声称:“新四军必须以现有员额定编,今后如超编扩编,将以破坏国民政府领导、违反抗日纪律论处[22]”。叶挺和项英一起,为筹划建立军部,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有利条件,在海外购买军械器材、收罗各方面人才、募捐财物,呕心沥血地组建新四军。叶挺妻子李秀文,主动将其父母的养老金捐献出来,加上募捐款购买3600支崭新德国造驳壳手枪和20多箱子弹亲自押送到皖南军部[23],据叶钦和说,当时新四军团以上干部的望远镜,也都是叶挺从香港买的。

  部队集中皖南岩寺时,项英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项英在介绍叶挺军长和从延安来的干部跟大家见面后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改编极为重视,专门找我和叶军长去讨论编制和机构问题,……”项英在会上还特别强调:“要很好地尊重和服从叶军长的领导,叶军长是北伐名将,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治军经验,希望大家要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努力完成作战和各项任务”。叶挺也在会上讲话,表示:“党中央既然如此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能有机会跟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各位的帮助支持下,坚决抗战到底[24]”。

  项英、叶挺在这个时期虽配合较好,但项英对叶挺警觉性还总是放不下,新四军赴皖集中整编之初,项英、陈毅认为部队集结皖南岩寺不宜停留,应立即出发,致电:“新四军集中后,向苏浙皖边配置力量”,回电同意“向苏浙皖边区发展游击战争[25]”。可三战区要新四军向南京以南地区开进,将新四军向日军占领区赶。1938年4月,叶挺接受了蒋介石“新四军要出南陵,向芜湖、宣城行动”命令,项英认为是“借刀杀人”,怕被日军吃掉,故不能执行,与叶挺发生分歧,并致电“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26]”。回电“不妨出南陵”,5月4日致项英电中还提示“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27]。”项英即召集叶挺、陈毅等开会,决定组建先遣队,并于4月28日也就是部队集中的第10天就出发了,去南京附近的溧水、溧阳、句容一带侦察,随即军部及各部队向泾县、南陵、宣城跟进。

  新四军虽隶属战区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但中共及项英十分重视对这支部队的领导,项英从连队开始,逐级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党总支部、党委会,将骨干分子教育发展入党,一年中员占了全军人数的40%[28],还召开了全军党代会,各支队、团也分别召开党代会,使全军各部队置于中共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从军部到各基层连队的班、排党小组,坚持党员民主生活会制度,保持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员们的那种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带动了整个部队。在战场上,面对日军炮火和冲上来的骑兵步兵、头顶日军飞机的炮弹和机枪扫射,员以视死如归、冲锋在前的行动,带动全体官兵杀向敌群,一次次把敌人杀溃下去,使整个战场高潮迭起,直至全线胜利。据当年统计,在作战伤亡中,员占60%[29],使的精神成为新四军的军魂。

  叶挺不是党员,不好参加军分会、东南局会议,无法决策新四军的一些事情,据在叶挺身边的老新四军说,叶挺知道他们在开会,只能在自己房间里踱步徘徊,其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有时项英请他参加会议,也只能是列席,项英在会上也征求叶挺的意见,但两人事前没有思想沟通,商讨问题时缺乏思想酝酿的过程,叶挺自感是非党身份,总存有顾虑,有意见也不愿畅所欲言。加上中共中央、等从延安发给新四军的电报多没有叶挺名字,对有些重要指示,项英也只能口头向他传达。叶挺感到空有军长之名,难行军长之职,英雄无用武之地,为此,1938年6月初,叶挺为交涉解决经费问题去武汉时,曾找中共长江局周恩来等,诉说自己有职无权的苦衷,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对此很重视,即于6月7日与王明等电报请示、张闻天,6月9日毛、张复电:“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挺为副之。”可被动的项英对此没能足够的重视,叶挺感到这个委员会却以项英为主任,自己反成了副职,且其职能还没运作起来,项英就去延安开会了,叶挺工作条件仍没改善[30]。

  1938年7月28日,项英离开皖南军部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第二天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31]、教员徐长胜、训练队长陈康等3人因嫌职务低、想回八路军工作而出走,军部其他领导竟不向叶军长报告,叶挺得知3人还携带走其夫人李秀文在海外募捐购回刚发给他们的崭新驳壳枪(每枪配120发子弹),感到身为军长而不被尊重非常气愤,下令将叶道志抓回并枪毙[32](1983年经总政治部复查才平反)。8月6日叶挺致电、周恩来、项英等:“敌攻武汉,形势吃紧,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拟带两个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宜兴及平湖一带”活动,但未能如愿。前方去不了,在军部坐冷板凳,于是致电中共长江局要求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复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接此电报后,叶挺没有打消去意。据时任军部秘书长李一氓[33]说,当时叶挺写给他一封信,说道:“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说不是员,不好当军队的军长[34]。9月30日叶挺致电正在延安开会的项英,催他速回军部:“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为此,项英不得不离会返回,于10月22日到达皖南云岭军部,当他得知叶道志被枪毙的情况后,深感可惜又无法挽回,自然对叶挺不快,但为了大局而将此事深深的埋到心底(直到1939年初周恩来到云岭与他谈心时才道出自己的心情)。10月23日叶挺从外地回到云岭,项英即去找他长谈,向他介绍六届六中全会经过和主要精神,并一再挽留,说明新四军离不开他。但叶挺去意已定,关键是在此前叶挺已正式向顾祝同提出“给假一个月休养”,并“准于免去军长一职”,顾已批准了假。况且,10月21日叶挺又直接给蒋介石发去了电报:“窃念职与该军,立场既不相同,意志又属互异,虽欲再尽绵薄,实已为环境所不许。更虑部属秘行,未易备知。若再尸位,则不独无补,且恐与钧座所属望者相背驰。用敢瀝情电呈,伏乞准予免去军长一职,以免误公。”

  叶挺还坦诚地告知项英说:“时下华南战局紧张,日军于10月12日在我家乡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了粤东大片地区,我想辞去军长职务,回广东去拉队伍、打游击,就近照应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希望项英及军部支持他的想法,并给予一些帮助。项英见叶挺态度如此坚决,也就表示理解和支持,当日就致电并周恩来:“叶之辞职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随即叶挺就离开了云岭。

  叶挺到香港后,得知家乡惠阳有领导的东江纵队,就通过[35]找到中共粤东南特委,随即又找到主政广东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余汉谋任命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在宝安县的深圳设立了指挥部,项英得知后即派人送去300条步枪。叶挺很快拉起以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收编了溃散在广九铁路附近的粤军约5000人,项英闻讯与袁国平、周子昆等商定派一批粤籍干部去帮助叶挺组建部队。不料蒋介石闻讯干扰,训斥余汉谋“这样,就在华南又建立起一支新四军了!”并撤销对叶挺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36]。项英得知这一情况后即于12月16日电报中共中央并周恩来:“希夷在广东既不能取得名义,最好劝他回新四军工作。因他受此刺激,若能加以解释,转变观念,仍有回四军继续工作可能。”中共中央复电同意,项英即派军参谋处三科科长胡立教去香港,以项的名义请叶军长回来。因胡与叶较熟,在军部时常与叶下围棋,能说得上话,项英要胡给叶传话“共事中有误会,过去就过去了。请军长回军部,以后可以很好地团结,有什么线]”。胡立教到香港后,叶挺已被周恩来约去重庆谈线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月10日中央致电项英并周恩来:“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并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38]。项英表示完全拥护,立即召集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军部领导开会,宣读中央电报,指出争取叶挺回新四军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重申他多次强调过的要利于叶挺军长行使领导职权、军事工作要请叶挺军长为主处理、政治部要主动汇报情况、生活保障要搞好等等。2月3日周恩来又电告并项英:叶挺表示“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介石会怀疑他”,“我们力劝其回,我拟向蒋介石说,我与叶挺同往新四军”[39]。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项英派中共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去黄山岩寺迎接,通知陈毅、粟裕等将领赶赴云岭,并亲自率军部全体领导和机关直属分队两千人前往章家渡迎接,周恩来、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陈毅等领导们汇集一起,气氛十分亲热融洽,周恩来与项英这两位政治局委员一见如故,一路谈笑风生地步行15华里来到云岭军部。

  笔者走访老新四军,当问项英是否容不得叶挺话题时,多是一片否定的声音,当年在军部文化队的王绍华还举例说:“一次我路过军部,看到项英和叶挺抬着粪桶在地里浇菜,关系融洽着呢!”李一氓夫人王仪也说:叶、项关系还是可以的,当年“项英已过40岁,尚是单身,叶挺夫妇对此很关心,精心地为项英选了一个对象,叶挺夫妇为此还张罗了一桌饭菜,请项英和那位对象在一起吃饭”。还有电视剧《叶挺将军》播放后,很多老新四军看到叶挺骑在马上与项英说话的情节时,都说“胡编乱造、太不真实了,叶挺、项英关系绝对不可能是那样的”。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到,新四军必须在中共绝对领导之下的那种体制下,项英是注意了与叶挺关系的,一是项英在延安要干部时,为便于叶挺的领导,尽量要一些叶挺熟悉并了解的同志,象与叶挺早已取得联系、北伐战争时与叶挺在同一个军任师参谋长的张云逸,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后逐被提拔为连长、营长的周子昆,早年就认识叶挺、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李一氓等等;叶挺介绍到新四军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也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并作妥善安排,沈其震是叶挺的好朋友,曾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项英任命他为军医处处长,每月津贴150元,而项英的津贴每月才4元;叶挺推荐的林植夫,日语不错,项英任命他为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叶挺的胞弟叶辅平,曾任军的团军需主任,项英任命他为军部军需处处长。对这些人员的安排,叶挺都是满意的[40]。二是放手让叶挺同重庆蒋介石、皖南三战区联系交往,发挥他利用与陈诚、顾祝同、上官云相等同学关系,保持友好往来,为新四军争取编制、经费等,据一些老人说,叶挺在云岭期间,除了常去三战区外,还常常去驻泾县的第52师师部并在那洗澡(有浴池)过夜。三是为保持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全军实行官兵一致同甘苦,从项英开始,剃光头、扎腰带、着与士兵一样的土布军服、吃食堂,这即是他的一贯勤俭朴实的生活作风,也是当时与广大指战员共克时艰的实际需要。但考虑叶挺的经历与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教育大家说,这是与战区长官联系工作的需要。李一氓说,从未听说到项英背后议论过叶挺,甚至叶挺个人难办的事情,项英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41]。四是军部的正式会议,项英都请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五是尽可能地发挥叶挺作用。因多种原因,军部在皖南三年中,叶挺大多时间出走、停滞在香港、广东、重庆等地,在军部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年多点时间。凡他在军部时,项英都注意发挥他的作用。为了发展江北和军部对江北部队的指挥,1939年初,他俩商量在江北成立指挥部,叶挺致电蒋介石批准、项英致电同意后,由叶挺前往江北,项英派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辉、军参谋处长赖传珠、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军直属政治处主任张树才等一批干部和一个主力营,交给叶挺带过长江,叶挺按照他俩商量的计划,整顿了第四支队、增建了第五支队,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年秋日军万余人攻打皖南云岭军部,项英和叶挺下了“与皖南国土共存亡”的命令,并决定叶挺全权指挥这一仗,他调兵遣将交给叶挺,做其坚强后盾。取得了歼敌三千的全面胜利,战役结束后,项英在军部设盛宴欢迎从前线归来的叶挺军长,使叶挺仿佛又找到了当年北伐战争年代的感觉。

  新四军自成立后,在编制、人员补充、军需供应上处处刁难,将新四军活动范围限制的很小很小,设置“牢笼”、“陷阱”,企图借日军之手来消灭新四军。新四军隶属三战区,顾祝同虽是叶挺的同学,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是两副面孔,事情很难办,使叶挺常恼火,“处处刁难、出尔反尔、一再改变承诺,一点面子也不给(叶挺语)[43]”。1939年8月,为解决新四军经费和第五、第六支队编制问题,叶挺提出并与项英商定去重庆一趟,9月1日项英送他走时,祝他一路顺利和成功,并希望他尽快返回军部。10月1日叶挺在重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埋怨他在新四军没起到“领导作用”,始终没达到他所希望的那样,并要叶挺“参加,编制、经费就好解决”。叶挺对此很反感并提出辞职,蒋介石就顺水推舟地说“离开四军也好,或许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工作给你做[44]”,叶挺即以给胞弟叶辅平治丧为由,告假回澳门。10月7日叶挺在重庆报界发表谈话:“新四军的作战区域受限,影响机动回旋;经费困难,影响作战能力的提高”,公开指责当局对新四军的无理限制。同日,中共南方局根据叶挺汇报的情况,与叶挺联名致电、项英:指出“江南新四军的区域被缩小和隔绝,编制、经费被限制,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提出新四军“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北发展,把重心移到江北去”。随即,叶挺去了澳门。

  项英得知后,在向延安报告的同时,派沈其震带着他写的信去请叶挺军长回来,沈其震到香港与一起去澳门,将信面交叶挺,项英希望叶挺以新四军数万部队的生存与发展为重,就经费和编制两件大事回重庆耐心交涉。叶挺和沈其震再次去找“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宋带他们去仓库挑选募集来的物资,并赠送16430元港币和10331元国币[45],由沈其震带回皖南军部。叶挺到重庆后,因经费和编制问题得不到解决、辞职问题又悬着,情绪抑郁,军部又不想回,在重庆滞留较长一段时间。1940年5月周恩来从苏联治病回国到重庆时,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周恩来等,说蒋介石表示另派人任新四军军长,要周恩来“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新四军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46]”。周约到叶挺并替叶起草了向蒋介石收回辞职之意的信函,又与有关方面交涉,使蒋介石同意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番号并增加4万元经费。与此同时,项英应周恩来电报派袁国平来重庆接叶挺回军部。袁国平到重庆即去看望叶挺、报告他走后部队作战及建设情况,回答了叶询问的有关情况。原计划袁国平受项英委托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新四军工作的[47],后中央委托周恩来和南方局听了袁国平关于新四军全面工作情况的汇报,周总结时指出“三年来东南局在项英同志领导下是正确的”,但新四军实行发展方针同中央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48]。1940年8月,叶挺在袁国平的陪同下回到皖南云岭军部,项英立即去叶挺住处看望,并告知新近情况、商讨下步工作。

  叶挺这次去重庆后不想回军部,据李一氓说,叶挺去重庆找蒋介石交涉,因经费和编制问题没得到解决、未达到目的,不好回军部交代,思想消极而回家去了澳门。但军医处科长吴之理说:“沈其震曾告诉我,他送叶军长离开军部去黄山屯溪途中,叶告诉沈说,他受不被信任之情,他将不回,嘱沈好自为之。”说明叶挺这次出走有不想回来的意向。叶挺在重庆向友人流露“我今天既不是,也不是,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的思想情绪。笔者认为,历史把叶挺推上新四军军长这个位置,是国共谈判妥协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是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他既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又是双方都不完全信任的人物,这是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重庆,李济深的助手李任夫问叶挺为什么辞职时,叶说:“你不知道,前方情况很复杂,我不是员而又领导着中共党的军队,处置复杂情况时,困难就更多。负虚名而误大事,不仅对不起,也对不起国家,所以我不得不辞职。”李追问复杂和困难究竟在哪里?叶挺到了李济深家后说出两点:“一是同项英难以做到切实合作,发生许多矛盾,许多工作问题,自己无力解决;二是在皖南,军经常搞摩擦,顾祝同不仅扣粮扣饷扣弹药,还扣留新四军从香港买来的武器[49]。”对叶挺的处境,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叶挺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加强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50],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实行控制权”。李一氓在分析时说:“叶挺以前担任团长、师长、军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项英)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又是非党员身份,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51]。”笔者在走访调研中也感悟到,作为项英,他对蒋介石想借叶挺之手控制新四军的阴谋,保持警惕与戒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40年,新四军在江北主力已达4万多人,中共中原局书记到皖中后,鉴于八路军黄克诚的2万人(实际只1万多人)正准备南下,故于6月22日、10月19日、11月10日接连致电,提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并“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为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挺到华中,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中央在反复酝酿后于11月12日批准,但对外仍用新四军军部名义,决定叶挺、陈毅任正副总指挥,任政委,通知叶挺先过江上任。可这时的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去[52],11月9日中共回复《佳电》,只同意将皖南新四军调移江北,通知项英在皖南军部北移事宜就绪后去延安(实际上是离开新四军)。皖南云岭军部反扫荡结束后的10月12日,就已致电叶挺:“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据此,项英提出叶挺率领一部过江,自己留下坚持皖南阵地。可叶挺又推让项英率部队过江,从而失去了这次北移的时机。据李一氓说:由于留下坚持皖南的任务危险大,叶、项互相推让。项英认为叶以军长名义指挥军部和大部作战部队过江较为合适。叶挺坚持要项率部过江,他以军长的名义留下,也方便应付三战区,结果谁也没走成[53]。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对北移总的方针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要么坚持皖南阵地,要么放弃皖南,因在皖南留少数部队是很难坚持的,会被消灭的”。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54]。”可从11月10日(中共佳电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的第二天)开始,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55],”他想以皖南新四军北移作为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东进的交换条件。接连致电叶、项,暂不要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56]”但新四军军部仍令已准备好的先遣队1700余人和1300担重要物资于12月初分三批走东线渡江北上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领导的家属也随之先行了),军部及作战部队原计划等先遣队到苏南时突从铜陵、繁昌过江北上[57],后因多种复杂原因而留下待命。

  这个时期,或者说1940年8月叶挺从重庆回皖南军部后,项英已把叶挺当着党内同志“共同决策”了,特别是中共决定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后,叶挺和军分会、东南局的领导一起参加讨论,北移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商量上报中共中央,中共来电也照送叶挺看,包括12月26日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严责电,项英考虑叶挺以后知道会误会,也决定给他看了,并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叶挺此次回来特别积极努力,坚决拥护及执行党的一切指示,同时我们对于党的指示均吸收他参加,与他共同讨论如何执行。” 10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打败万余日军的围攻后即准备北移,叶挺去三战区与顾祝同谈成“由云岭向东到苏南,再渡江北上”的“东线”。项英提出“佯走东线、实走北线”方案,并得到的赞同。为此,叶挺和项英于10月间要第三支队派2个营去江北为恢复交通线作准备,随即又派军部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和军部参谋率侦察小队与第五团营教导员马长炎率一个连去长江沿岸勘察地形,并成立渡江指挥部,曾希圣为指挥,张正坤、孙仲德、林维先[58]为副指挥,还征得近二百条船只,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的于10月18日、11月1日、11月3日、11月24日、11月29日接连致电叶挺,要他先过江到华中总指挥部工作,叶挺都没能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考虑项英准备去延安,故指定叶挺和饶漱石率部队北移,并按项英提议准备撤销东南局,将江南党的工作划给中原局,另成立东南分局由饶漱石负责,统管闽浙党的工作。中央为保证项英安全,要项英经重庆向蒋介石打招呼后再去延安,可蒋介石说“军部在北移、项英不能离队”而制止。据军部科长扬帆说:“此后项英准备化装秘密去延安,还研究了行走路线,准备叫我等随他一道,结果也没成[59]”。11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我是否随部队北移,部队归何人指挥”?中共中央到12月14日才复电项英“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又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饶漱石负责指挥”,这距北移期限只剩半个月时间了。可见,在这约一个半月时间,项英虽没被明令停职,但处于去留未定的不确定状态,在这北移的关键时刻,项英虽为主要负责人,但处在随时离职的情况下,故在工作上有许多顾虑,特别是怕北移中部队遭损失而担责任,所以有犹豫不决和不敢大胆决策的思想表现,这期间丧失过北移的时机。

  1940年11月29日,率江北新四军对退缩曹甸的韩德勤部发起围攻,12月8日蒋介石发出《齐电》[60],命令江南新四军于12月底前全部移到长江以北,又担心去苏北会直接参加打韩德勤,故12月10日密电顾祝同,皖南新四军北移不准走“东线”,改走铜陵、繁昌直接北渡。此前内因陈毅在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1.1万人、现又围打韩德勤残部,故要打皖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又在韩德勤致蒋介石电文上写上“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61]”。但蒋介石担心此时打会加速韩德勤的灭亡,可12月16日没能解决韩德勤,只歼韩德勤8000人,我军也伤亡数千,只打了个平手,且消耗甚大,被迫全线撤退。这就使蒋介石不必担心韩德勤了,故决定对皖南新四军下手了,新四军军部走或不走,都是一个“打”字。这时蒋军有4个师开到云岭附近,蒋介石严令新四军不准走“东线师在“东线”沿途构筑工事准备堵截;蒋介石命令走“北线”,可又暗示日军在长江上增加了兵力,命令五战区派出3个师到长江北岸、抢走我征集到的船只、构筑工事准备阻击,企图与日军联手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沿线地区,、周恩来、均分别致电项英“北线]名义向重庆当局提出:“移动之前请对饷弹予以补给,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为防不测,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修筑了被称为“马其诺防线日,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64]”。12月23日或24日,项英曾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和,报告顾祝同改变指定北移路线及有关情况和困难,请示行动方针,“以免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毛将项反映的困难等情况转告周恩来,要他与蒋介石交涉。12月25日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65]……”。同日,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12月26日中共中央回电:“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看到电报感到震惊,叶挺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才没把电报发出去。

  12月30日,致电周恩来:“他们,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索性不着急[66]”。就在皖南新四军准备北移时,重庆周恩来、桂林办事处都致电叶挺、项英,要求等两处撤退的干部来到后一同北移,这批干部30多人,12月27日才到达云岭[67],12月28日项英主持军分会讨论北移行动。项英据11月1日回电“你及皖南部队整个留皖南,准备于进攻时向南突围”的精神,原打算在云岭坚守一阵再突走“北线”,并将第三支队的挺进团和第五团二营配置到了长江北岸,若“北线”走不成就向南分散游击、再分头北上,可这次中央12月26日电报后就必须走了。因“北线”不能走,HR怎么及时获得现场招聘会信息并如何参,“东线”不给走,袁国平提出走“之”字线,即“南线”,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再渡江去苏北。这样就可脱离顽军52师和108师,大家认为这条线没有日军也没有顽军,且山区利于我军行动。袁国平说,走此“之”字线,使顽军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向太平、黄山前进,迷惑调动顽军的注意力,长征路上常用此法迷惑调动敌人,很有效。这条线是先向南再掉头转东向北。叶挺也同意,项英最后决定走“南线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并告、陈毅:“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同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叶挺:皖南新四军必须全部“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项英、叶挺等都认为这条“北线”会被日军和顽军联手消灭的,这时又获得顽军40师向茂林方向开到旌德三溪,但认为新四军3个纵队对付一个师是不成问题的,故仍决定走“南线”。

  1月4日晚上新四军悄悄离开皖南云岭,6日在茂林与蒋军40师打响,叶挺提出“改道从西南翻越樵山岭出太平,再向东挺进,輾转北上”,项英没同意,即开会决定:部队仍按原计划分三路纵队会攻星潭。会后叶挺按项英的意思还给顽军40师师长写了封信,说明新四军是奉三战区之命绕道敌后再按预定路线北移,对友军绝无他意,请他们协助让路,以免发生误会。

  7日三路纵队分别占领球岭、丕岭、高岭杀向星潭方向,可这时顽军52师、79师也赶到茂林,分别截住了新四军一纵队和三纵队,二纵队被40师堵截在通往星潭的山口,据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回忆:当时“项英副军长还亲自率教导团冲锋,均未能突破”[69]。时已下午1时,他不忍心拼掉二纵队主力,故返回百户坑召开军分会,研究突围对策。

  7日下午3时开会,叶挺等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再豁出去个五团,坚决从星潭打出去。项英不赞成地说,星潭地形易守难攻,如果付出了代价仍攻不下来,伤员多下去就更困难了。又说,我军向来是不打硬仗的,不能在此就拼掉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骨干精华。叶挺见项英是这个态度后也就没再坚持了,很快就提出“翻过百户坑右山梁,从另外一坑口打出去”的方案,当被否定后,他又提出“返回茂林,再渡青弋江,向太平方向突围”的方案。吻合李一氓给中共中央电报:“当日下午开会两小时,叶挺提出两个方案[70],……”

  其实项英也希望从星潭突破,他反对的是“不惜代价”,主张尽量减少伤亡拿下星潭[71]。吃晚饭时,作战科长李志高建议增调一个营加强二纵队,从星潭打出去。并说他已令五团二营做好准备。叶挺早有这个意思,项英也不十分反对[72],晚上新四军再次向山口发起攻击,可周子昆、李志高等先后从战场反馈的情况是:战斗异常激烈,山口迟迟未突破,新四军伤亡很大。据顽32集团军战斗祥报记载,当时“山口匪伤亡七八百[73]”。因此午夜接着开会,项英决定:避开顽军重视的东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二纵队撤回,改道出高岭往太平方向突围。会后,叶挺向各纵队、团下达作战命令。

  结果高岭受顽军79师阻击未能通过,顽军144师、108师又从茂林合围过来,这个时候的项英似乎意识到能否避免全军覆没的问题了,8日傍晚,他召开军分会,叶挺首先介绍了高岭突围受阻的情况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过来的地方,敌人已经打进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冲不出去就打游击。”会议决定,五团打掩护,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其余大部队撤回到里潭仓,向茂林打通一条路,采取“以游击战争保存主力赴苏南”的方针。这时项英已产生分散突围的考虑,通知各部烧毁机要文件,各团的电台停止使用并拆毁,命令军需处把经费分发到各营等战斗部队中去,准备上山打游击[74]。

  当晚,从星潭方向撤过来的二纵队还未能赶到,教导总队奉命杀向通往茂林的高坦,打垮占踞高坦顽军一个团,二纵队赶到接替阵地后,从左右两侧山腰形成向茂林冲锋阵势,与顽军144师处在对峙状态。9日凌晨,项英从空中电讯得知“顽军下了在12小时内聚歼新四军的命令”后,与袁国平、周子昆等淋着雨在通往高坦的路边商量对策,感到形势很危难,考虑只能分散突围,尽量保存骨干力量。于是,派人通知李一氓的同时,派参谋叶超去找叶挺过来,叶超到汪家祠堂见叶挺在烤火[75],却没说项英他们要他去,而以个人口气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叶挺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叶超没敢继续说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据项英等在场的警卫员回忆,当晚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凛冽又下着雨,李一氓来后,项英等久不见叶挺来,连派去的叶超也不见回来,这时高坦枪炮声大炸,有小股部队窜进树林撤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也后撤上山而去,中途李一氓又返回找到一些同志一起上山[76]……

  项英等绕上山后,叶超又回到原地找不到项英他们了,就报告叶挺,叶又派人没找到,就找来饶漱石,饶就与叶挺联名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原局:“项英、国平、子昆等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中原局立即回电“项、袁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同时刘又致电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无论如何,不能让项(英)继续负责了,早撤职一天,早好一天。”饶漱石是派到皖南任东南局副书记的,并带有密码直接向延安报告情况,项英为此曾致电中央询问原委[77],并对饶漱石不快而提防,象百户坑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他是中途找进会场的。

  10日上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山上听到自己部队军号声就找到石井坑与叶挺、饶漱石会合,在项英的追问下,饶漱石将电报给他看,据饶漱石回忆:项英看了中原局的电报后说:“你既然打了电报给中央,那么我也要打一个去,请求处分,同时把我的职务交给你代理。”随即,项英致电中央“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叶挺)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78]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即赶队到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在石井坑,部队汇集了5000余人,叶挺说:“项英他们回来了,现在我就叫他下决心,大家拼,大家死,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决死阵地战,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人的光辉。”饶漱石反对说:“我们现在一切部署,是死里求生,不是死里求死[79]。”又叫钱俊瑞去劝,叶挺仍坚持己见。项英因在会上表示将党的职务交饶漱石代理了,故这时不参与什么意见了,叶挺“坚守石井坑”的主张在会上也就很快通过了。

  在石井坑的头两天,项英还参与决策,并和叶挺、饶漱石联名与延安电报往来,但在11日这一天,叶挺、饶漱石分别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叶挺电文:“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彼,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饶漱石电文:“一、我抵此后,关于皖南发展问题曾与项英发生空前争论,但为干部团结计,我采忍耐之态度;二、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南渡江完全可能,只是项英之犹豫迟疑所阻;三、此次军事行动布置缺点极多,尤其在紧急关头项袁周一氓4人不告而走,造成极端不良影响,我完全同意希夷的计划,希望仍可救一部分;四、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但项英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完全不要我参加,实令人寒心……”。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据军部侦察科长谢忠良、副营长马长炎、侦察排长张益平等说,在皖南茂林山上躲藏的那段日子里,项英非常痛心,多次指责自己,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他沉痛地流泪说“我们要团结,同生共死地突围出去,这一次失败的损失,不能怪老叶(挺),主要由我负责。到延安后,我向中央检讨自己的错误,中央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项英还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天天吵着要突围,要把周副参谋长丢下,只带我一人走,那怎么行呢?周副参谋长虽然腿部残疾,但还是可以突围出去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周带出去[80]。”

  ② 张云逸,长征中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后去南方筹备组建新四军;博古,原名秦邦宪,“遵义会议”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是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去南方参加中共代表团与谈判;,长征中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后去南方参加中共代表团与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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